近日，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北京体育大学联合主办的“新视听国际传播·院长论坛”于2023中国（北京）国际视听大会期间在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多位来自国内知名高校新闻传播学院及传媒学院的院长，围绕新视听国际传播深入交流研讨，此外，现场还举行了“新视听国际传播”论文征集活动启动仪式。

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二级巡视员张春彦：

(资料图)

加强国际传播的三点建议

张春彦

一是加快国际视听传播理论的创新研究。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将各方面的优势发挥出来，呈现国际传播的新理论，使北京成为国际传播的策源地。

二是要服务国家外交的需要，充分掌握不同国家地区文化接受力，区分不同民族信仰、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文化接受程度，有针对性地提出高质、高效、优质的传播方案。

三是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不断提炼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充分利用新视听的表现方法和表达方式，形成广泛高质的传播矩阵，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北京体育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田志宏：

体育赛事是国际传播的重要场域

田志宏

越来越多体育运动的跨文化传播和媒介化，让体育赛事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场域。如成都大运会中，各项体育赛事和体育服务为全世界提供了感知中国魅力的窗口，成为展示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的绝佳平台。体育作为一种全球性的语言，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体育传播不但能够激发人们对于健康生活的热情，更能够给国际传播带来更多活力。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周庆安：

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创新的

四个“面向”

周庆安

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创新，有四个“面向”需要进一步厘清。首先要更深刻地面向文明对话。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秩序观、文化观和天下观，这些都是话语体系的基础。我们追求的愿景是软实力，是和谐、稳定，甚至是中庸、平和，这些都会越来越多地深刻影响话语体系的形成。第二，面向创新场景。AIGC人工智能技术、虚拟技术等新技术的发展，带来呈现方式和呈现场景上的变化。我们要强调新视听环境，强调基于移动终端、交互式媒介形态、算法基础推送功能，以及智能化应用这四个技术推进下的视听发展变化。第三，更多面向全球南方（在学术研究和国际政治领域，多用来指地理位置位于地球南部的中低收入国家）。我们只有进入全球文明倡议的大背景下，真正和多元文明进行对话，才有可能形成一套针对当今中国的叙事体系。第四，面向精准叙事。在当今缺乏英雄史诗、当代传说的时代，中华文化独有的文化内容能够带来很多共鸣、震撼和感动。感动是一种不需要结论的共情与体验。打动世界并不意味着要说服世界，而是通过中国国际传播的全新话语体系，让世界感受到来自中国的情感冲击，这样同样能够在当今的新视听环境下，构建起中国独有的话语传播体系。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洪忠：

信息流在哪里，传播学就在哪里

张洪忠

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国际传播从技术层面已经发生深刻变革，国际传播学需要面对现实问题——“学科怎样才能具有解释力”这一“局外人”难题，寻找深入解读国际化议题的能力，把握传播现象背后的原理。面对这些变化和难题，国际传播学首先需要认识到学科的产业基础已经发生转换，信息流已经不再是只存在于报纸、电视、广播当中，而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不断变化。行业学者已经不能“一个电视问题研究一辈子”了，而是要把握行业变化，明确信息流在哪里，传播学就在哪里。其次，学科的研究范式需要拓展。从针对人的行为，向针对大模型、社交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拓展，建构机器行为范式下的国际传播。第三要吸纳新的研究方法。借助计算传播学、社会网络分析、社交机器人识别、新的大模型应用等技术方法开展研究，摸清背后的传播规律。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韦路：

AIGC技术重构中国国际传播生态

韦路

AIGC技术可以通过如下形式重构中国国际传播生态：一、建立科技创新的长效机制，从技术上迎头赶上。二、增强全球数字沟通能力，加强自身传播力，提升全球数字影响力，增强全球数字引导力，通过技术赋能使自身声量在全球范围内不落下风，引导舆论向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三、完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保障。四、提高数字内容风控能力。促进数字内容风控技术的发展，用技术来治理技术的同时，建构数字风控监管机制。最后，要注重提升公众在AIGC时代的人工智能素养，形成正确的人机观念意识。

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刘亚东：

高水平对外开放呼唤高水平国际传播

刘亚东

第一，杜绝功利化的需求导向。国际传播的根本目的是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以及促进各国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从根本上讲，国际传播应当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化进步和文化创造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从“内外有别”走向不分畛域。以分众化传播取代以往的国别传播，是Web3.0时代国际传播的新特征。国际传播与国内传播趋同，内外有别必将走向不分畛域。这是舆论生态成熟的反映，也是政治文明进阶的标准。

第三，讲好中国故事要解决好三个问题，即对谁讲、讲什么和怎么讲。战略传播的要点之一是识别关键受众，中国故事讲得好不好，最重要的衡量指标，在听的一方，不在讲的一方，你讲的故事，人家听到没有，听进去没有，信服了没有，这才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讲道理和讲故事是两件事，应该学会寓理于事，受众接受了我们的故事，也就接受了蕴藏在故事中的道理，从物理抵达到心理抵达，从硬件实现到软件实现，拼的是底层逻辑，是对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怎么讲？多讲微观，少讲宏观；多讲具象，少讲抽象；多讲事实，少讲道理。简单地说，就是要充分尊重目标受众的接受习惯。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李本乾：

中国电竞游戏出海已经形成

产品与文化“双出海”

李本乾

中国电竞游戏出海已经形成产品与文化“双出海”，中国电竞在国际竞争中显示了很高的竞争力，游戏产品在海外市场的普及程度不断提升，电竞赛事在海外市场举办得越来越多。根据学院在海外Qualtrics问卷平台上的调查显示，接受问卷调查的美国、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日本、韩国七国网友对于中国电竞游戏、电竞赛事和中国形象的总体评价较为积极，海外玩家对华好感度与电竞偏好互相推动，玩家对中国电竞的知晓度、认同度等维度的电竞指数与玩家对华好感度呈正相关。好感度较高的电竞玩家对中国的评价更为积极，更有意愿观看中国电竞赛事、到中国旅游等。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党委书记曾祥敏：

视听传播与国际传播同构，

共同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曾祥敏

伴随着移动社交传播和媒体融合战略纵深演进，视听传播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方向，更因其具有临场化、情感化、代入感的独特优势，赋予国际传播新动能，成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话语力量。视听传播在国际传播中具有三大独特优势：可视传播的临场化，形象传播的情感度，沉浸传播的代入感。同时，我国视听内容的国际传播存在着媒体平台困境、文化思维差异、视听话语滞后等现实问题。视听内容国际传播的创新路径，第一，拓维国际传播渠道，聚合视听传播新动能。通过搭建国际视听社交平台和传播矩阵，进一步拓维国际传播渠道。第二，打造审美体验，发扬中华文化的视听之美。利用视听产品做好国际传播，就是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要充分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用心挖掘其中的美学内涵，借助可视化创造视听奇观。第三，创新话语表达，推动中国思想视听转化。相较于传统中华文化，思想是更为抽象的表达，要将思想真实可感地传播给国外用户，不能以“填鸭”宣传的方式，需要以话语表达助力对中国思想的视听转化。第四，把握精准对位，提升中国声音传播效能。所谓文以载道，字以致远，声以传情，视听作品作为媒介来承载丰富的中国故事，要做到创新表达、精准触达。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姜飞：短视频与国际传播共识性陷阱

姜飞

大家都在做短视频，也在研究短视频，从理论上、学理上，怎样让短视频有利于提升国际效能？带着这一问题，我们沿着以往对于国际传播理论的思考往下推进。

对于编年史观，我们看到的好像是客观的呈现，但问题是，它是谁的客观？谁的编年史观？哪些是选择进去的，哪些是舍去的？对于社会心理史观，创作者是以怎样的心理和认知滤镜，或者以怎样的框架，来选择史料呢？在这种主体性的陷阱和方法性的陷阱旁边，需要增加过程性的传播史，以动态的史观再现历史、重新叙事，并进行多主体化呈现。

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欧美的编年史观，是美国和西方的价值意识形态，是西方编年史观和社会心理史观构造的理论框架和叙事范式。这些都指向一个本质性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国际传播，有可能是西方国家已经达成的共识，如果直接拿来使用，是否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在这一框架下，大众很容易在同一时代、同一层面、同一知识储备下，对某个问题达成共识性倾向，进而形成广泛性陷阱。

因此，在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史观看待和实践编年史观及社会心理史观的过程中，有必要增加传播史观和过程性史观。过程性史观可以通过以量取胜的方式，覆盖既往的历史性视角，达到更新受众知识和信息储备，进而更新认识视角的目的。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支庭荣：

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值得关注

支庭荣

城市形象是国际传播领域具体的场景，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同样值得关注。通过海外不同平台、不同群体、不同视角的城市关注排行，以及相关搜索关键词等要素的综合评定，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城市往往处于世界第一方阵，但远未达到数一数二的位置。同时，社交媒体的发展，企业出海、人工智能、视听技术等都为城市影响力的增长提供了契机。目前，中国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面临两个挑战，一是经历疫情后，经济环境带来的挑战；二是跨文化语境的城市形象传播挑战。我们期待国内更多城市能够继续走向世界。

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岭涛：

体育是国际传播的重要渠道和载体

李岭涛

体育是国际传播的重要渠道和载体。首先，体育的意识形态属性是隐形的，现代体育的发展地在西方，因此体育更容易被西方接受。其次，体育的参与人数众多，国际传播接触点更多。第三，体育精神共识性更强，被世界广泛接受。最后，体育的共情能力很强，国内外的陌生人可以通过体育交流，成为朋友。

体育能够打破意识形态壁垒，提供渠道和载体；新视听能够拉近文化思维距离，提供新的传播手段。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体育构建新的国际传播路径，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提高国际传播的效果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