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使高分也无用”，在高考高分复读生圈，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邓琳在天津大学读了两周后，选择退学复读。这决定让身边人意外，毕竟这是所985院校，综合条件良好，有必要退学吗？

第一次查高考分数那晚，邓琳独自坐在电脑前等着放成绩。午夜12点，系统显示拥挤，但她很快看到了自己的分数：671分。此后，对成绩的遗憾伴随了她整个暑假。邓琳就读于衡水一所中学的理科实验班，平时，她的成绩一直不稳定，而这次算是分数波动的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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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邓琳被天津大学录取。建筑一直是她的梦想，但阴差阳错，她进入了自己完全不了解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入学两周后，邓琳获悉无望转入建筑系。一番思索后，她向院系递交了退学申请，重新回到衡水、再战高三。次年，她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

在旁人眼中，像邓琳这样的高分复读生本可以踏实就读一本、甚至是211、985名校，但他们依旧选择放弃大学的入场券，走回原点，再争取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二战高考给这些考生带来了非常现实的挑战。高分让他们的进步空间十分有限。在投入时间、精力、经济成本复习一年后，由于学习状态、考题难度、政策变化等因素，他们的高考成绩、排名可能不进反退。

高分复读有风险，但更有深层次的社会背景。2021年，天津、北京、上海的985录取率位列全国前三甲，分别为6.19%、6.08%、5.04%，高考大省河北、河南的985录取率更低，只有1.21%和0.84%。考上大学容易，但考进好大学依然很难。

根据中国薪酬指数研究机构发布的《2022全国高校毕业生薪酬指数排行榜》，2021年的毕业生目前平均月薪排名前十的学校，全部都是211，其中有6所是985，平均月薪均达到1万元以上。

稀缺的高学历与利益相伴，加剧了学历、专业内卷，让部分考生更加倾向放弃高分，再战一年。早在2009年发布的《我国高考复读群体的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一文就指出，为进名校而选择复读的考生，将成为复读生主力。

今年，一则“广东某考生连续三次高考考上北大、累计获得200万奖金”的新闻引起了广泛争论。有人认为，高分复读被利益化，甚至出现“高考雇佣兵”的说法，违背了教育的本质；也有人认为，高分复读生增多，会对教育资源造成浪费、加剧教育不公。

争议之下，二战高考的个中滋味，也只有这些“战士”自己知道。

不甘

“我这人很执拗，还有点小叛逆”，邓琳这样评价当时想选择建筑系的自己。

当时邓琳可以选择排名更靠前的大学，但她还是去了天津大学，因为她看重了天大建筑系过硬的实力。她第一志愿选了建筑，第二志愿选了城乡规划，都与建筑相关。

没被理想的专业录取，邓琳怀着一丝侥幸入学。她希望能进入天大的求是学部，这里的学生，学习一到两年后才会确定专业；或者在本系读一年，大二再转到建筑系。

然而，在入学两周后，邓琳发现这两条路行不通。求是学部针对一些方向设置了相应的创新班，这些方向中，只有“建筑工程类”，而她想学的“建筑设计”并不在这个大类中。如果想等大二再转到建筑系，学生需考比较专业的素描，而她无法在照顾自己专业课的前提下学习绘画技能。

退学是她反复思想斗争的结果。“虽然没有考得特别好，但是也不错。”但想到成绩和理想，她心里的某个角落就会发痒，还是不甘。

离开天大48小时，邓琳就火速奔向衡水，开始了复读生活。

高分复读生中，有邓琳这种进入大学反复权衡型，也有滑档型。

和邓琳一样，来自天津的门源也有自己的梦想，她想成为一名律师。今年高考，她考了640分、在天津排在5700名左右，可进入一所211院校。

门源的目标是中国政法大学或西南政法大学，但她的成绩达不到这两所学校的分数线。她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大连海事大学这所211院校的法律专业。想着上不了就复读，她的志愿列表里只有这一所学校。

门源没有被录取。对于这一结果，她坦然接受。差10分可以选择心仪的大学，门源和父母都感到遗憾，但考虑到分数并不低，所以迟迟无法下定复读的决心。滑档后，她决定再度向自己心仪的院校发起冲锋。

由于疫情，门源高三只上了两个月线下课、其余时间都在上网课。晚自习时，她经常不想上课，但看见其他同学坐在摄像头前学习，她又感到着急。她会“痛苦地躺着”，等到实在要学习时，在心里默念几个数、然后挣扎下床。

门源决心改变这种学习状态。上高三时，她就听说不少天津的同学选择去衡水读高三。选择复读后，她也动了去衡水的念头。

很快，她与衡水两所学校取得了联系，但因师资变动，教学水平可能受影响，她暂时搁置了去衡水读高四的计划，先跟着天津的复读学校上课。

高考，可能是绝大多数人与“改变命运”距离最近的一次。像邓琳和门源这样，为了实现人生目标，再战高考的考生并非个例。

纪录片《高十》的主人公唐尚珺从2009年起，前后参加过14次高考。他曾为了实现自己的大学梦，从三本努力到考入名牌大学；也曾为了获得复读奖金给父亲治病，从自己心仪的中国政法大学退学、再次复读。今年，34岁的唐尚珺在微博晒出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2022.8.8，无所谓值与不值，这只是一种选择，对应着的一个结果。”唐尚珺在微博写道。

不想在985当“炮灰”

旁人容易通过名气、光环和数据去判断一所学校的价值，但只有身处于其中的学生，才能体会到学校环境带来的优势和压力，重新开始。

来自安徽六安的茜茜，就探索过更适合自己的学习环境。在当地，复习去“高考工厂”毛坦厂中学，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茜茜也不例外。

2020年，茜茜第一次高考，分数还没出来时，她自己估分，觉得不满意就开始准备复习，根本没有填报志愿。其实她的分数高一本线60分，已很不错，但她还是不满。在家乡县城高中三年，她始终觉得自己的能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她所在的复读班容量高达100多人。报到当天处理好一切后，她回到出租屋。孤身一人，她开始疯狂想家，还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后悔了。

整个高四，茜茜不止一次由于想家而哭泣。但身体上，她已经适应了在毛坦厂的生活：早上6点半到晚上11点、一周只放半天假的学习时长，严厉的老师，不接触任何课外活动的复读生活……毕竟，从决定复读的那一刻起，茜茜就打算只为提分这唯一的目标奋斗。

和茜茜一样，来自天津的卜雅诗也曾对自己的学习环境感到不适。2020年，卜雅诗第一次高考，取得了640分的好成绩。由于提前参加过招生计划，她被一所985的数学系破格录取。

从小到大，卜雅诗的数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成长过程中，老师也都鼓励她日后在数学专业深造。卜雅诗曾对自己的数学能力很有信心，“我当时浅薄地认为，数学专业只是外界觉得偏难，而不是说它就真的难到让人什么也不会的地步。”她没想到，日后自己会“被985大学伤透了心”。

进入大学不久，卜雅诗就感受到了来自同辈的压力。“我觉得大家很神奇，要么有竞赛奖项，要么就是真的对数学非常感兴趣、也非常愿意为之钻研。而我，就是去当‘炮灰’的。”

学习上的吃力，让卜雅诗成绩很差，院系老师曾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指出卜雅诗成绩不佳。

被提到名字的那一刻，卜雅诗非常难堪。渐渐，她觉得自己被院系盯上了，这让她神经紧绷。学习上的无力，让她痛苦，她一度疯狂翘课，但当夜幕降临，她又会对这样荒废一整天感到后悔，焦虑到无法入眠，直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才能缓缓睡去。

在一次成绩降到冰点后，卜雅诗动了退学的念头。

她先是去和辅导员沟通，对方给了她当兵、退学等选项。之后，她请了一周假，回家与父母面谈。她诉说了自己的学习困境和糟糕的精神状态，最终，父母同意她退学。

同为天津考生，门源和卜雅诗都选择去私立复习机构复读，因为在天津很难找到招收复读生的公立高中。复读生的求学之路也是个问题。

四川省教育厅发布的《关于规范2020年全省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规定，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不得举办复读班，举办复读班的学校要严格登记学生信息情况。贵州省教育厅宣布，2020年秋季开始禁止公办普通高中招收复读生。云南省教育厅出台的《云南省中小学生减负措施》也提到，公办普通高中不得招收复读 生。

虽然部分地区明确了公办高中不收复读生，但这并不代表取消复读。想要复读的考生可在私立高中或校外培训机构复读，也可用“社会考生”的身份报名下一年高考。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在《高分复读背后的观念已不合时宜》一文中揭示了类似政策出现的原因：“教育主管部门之所以禁止公办高中招收复读生，主要还是考虑到利用国家资源向复读生收费，有违教育公平。”

“不少学校动员高分学生复读，甚至为此设立高额奖学金，目的无他，还是为了升学业绩。在一些地方甚至流行起‘3+N’的高考模式，高中3年是基础，再用‘N’年复读提升，以进入更好的大学，避免‘第一学历歧视’。这些做法无疑都会刺激高考竞争。”

熊丙奇也指出，从维护每个学生平等的考试权，尊重考生的选择权以及高考人性化看，复读生参加高考不应被禁止。

他认为，在制度框架内，高分考生有重新选择的权利。真正需要加以限制的，不是高分复习生本身，而是过于强调高分的社会倾向。

“‘高分复读’可以说是学历社会‘唯学历’问题的监测指标，‘高分复读’现象日益严重，表明我国社会的‘学历社会’问题更严重。需要治理是‘学历社会’问题，而不是限制学生的选择。”

“心魔”

邓琳明显感受到，自己高四时的心态更成熟稳定了。

第一年高三时，邓琳紧跟衡水紧张的学习节奏、完全不敢请假。每每想到自己必须考一个好成绩，一种紧迫感就起来了。

但第二年，邓琳开始有意识地寻找自己的学习节奏。有时，遇到学校安排的周测，她会选择请假回家。“我觉得，即使不做那套卷子，对我来说也没有那么大的损失。”

邓琳两年高三的班主任是同一人，“他本身就觉得我高分回去复读这件事挺不容易。他自己压力也很大，他会想如果这一年没把我带好，他该怎么办。”

为帮邓琳调整心态，班主任会时不时和她聊天，不只聊学习，生活、之前的同学、大学时光，什么都聊。有时，班主任还会把自己的手机借给邓琳，让她和之前的朋友打个电话、谈谈心。

“可能我做所有事情都必须慢悠悠完成。第一年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心态。但经历过一次高考，我反而没那么害怕、更加放松了。”

卜雅诗也能感受到自己的变化。

首先是学习方法。第一年高三学习时，卜雅诗有很强的畏难情绪。“我觉得物理很难，我会逃避，我既不做难题、也不总结错题。”

高四时，她会认真总结所有的错题，做题时，也会一道一道做，不会再因为难而轻易跳过任何一道题。

其次是心态。卜雅诗用“跌宕起伏”形容自己的高四生活。开始入学时，她觉得摆脱了没有着力点的大学生活，每天都很充实、有收获。但在“一周一测”变成常态后，她开始频繁担心自己成绩，每次分数变化都会刺激她的神经。当她意识到高四不会留时间让自己调整情绪时，她反而变得平和。

在天津某复读学校有7年工作经验的田老师向本刊表示：“高分复读生的学习方法比较成熟，他们的主要问题是心态不稳定。由于复读的风险更大，他们会普遍焦虑，很多人会有强迫行为，思想容易钻死胡同，需要随时关注。”

卜雅诗就有自己的“心魔”。在感到巨大压力时，她总是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她会向亲近的人发脾气、然后开始哭泣。但事后，她会感到后悔，这给她带来不小的困扰。

她“不想让别人看热闹”。一些卜雅诗连名字都不知道的高中同学，都知道了她退学复读的事，有些家长在自己单位知道了这些事，还会专门向孩子求证。在卜雅诗看来，这些人多多少少都有看热闹的成分，她憋着一股劲，不想让这些人“看成这个热闹”。这种心态，是动力、也给她带来了一些压力。

压力是每位复读生都要面对的问题。

茜茜不止一次对自己的进步感到欣喜，“考到全班前十的时候，整个人都感觉不一样了。”

与曾经县中的老师不同，毛坦厂的老师能记得每个人的名字、会和不同的学生谈话，这让茜茜感到自己也被注意到了，“终于迎来了闪闪发光的自己”。

距离高考还有2个月时，茜茜得了感冒，不得不回家休养一个星期。回校后，她的成绩退步到了班级40多名。

茜茜就读的是毛坦厂一本班，但整个班能上211的也不过二三十人。茜茜觉得很危险，如果高考是这个成绩，“复读一年都没有进步，因为是从一本考到一本。”

她很着急。一个月后，她回到了20多名。高考前最后一次考试，她来到了十几名。她并不满意，还是想回到前十名的位置。

复读后，一切都变好了吗？

下决心复读时，这些学生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好的学校、更好的专业、实现理想、弥补遗憾，他们愿为此重来一年。

但二度高考后，他们面对的仍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邓琳将自己对建筑的情感比作谈恋爱。“曾经，我对建筑这件事的想法很崇高，但现在肯定不是。只是像恋爱一样，一些我无法言说的很细微的事情，让我不希望用一些很世俗的东西来毁灭它。”

邓琳喜欢用“理想主义”来形容自己，她仍在思索日后在建筑从业的可行性：设计必须受制于甲方要求、金钱等现实条件，做出百分百满意的东西，太难太难。“喜欢对方，也不一定非要在一起。”

复读一年后，茜茜考了627分，目前在南京理工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这是一所211大学。

报志愿时，她本来想学金融，“很多女生，都会率先考虑法律和金融”。但自己的成绩只能上偏远地区的985，“我觉得金融不读985，日后会很难，但城市也很重要。我希望我的第一学历很好，这也是我复读的原因。”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曾向媒体表示：“高分复读对学生、家庭、学校各方来说，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在只看分数来录取学生的考试招生制度下，又是一个被迫的选择”。

只有高分才能选择更好的学校和心仪的专业，而学校和专业又是未来工作的重要基石。最终，茜茜将大学目标锁定在理工211。本着“不浪费一分、选最好最火专业”的原则，她选择了计算机。

茜茜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有些失望。她本以为大学生活是解放自我、丰富多彩的，但繁忙的课业让她着实有些疲惫。

她想起大一时学校的时间安排：7:10要去打早操卡，自己6:50就要起床；上午8:00上课、12:15下课；下午2:00经常有课、一直上到晚上6:15；甚至还有从晚上7:00到9:25的晚自习。计算机系会留很多作业，不要说想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参加课外活动，她连在宿舍休息的时间都很少有。

卜雅诗今年考了685分。按照成绩，应该稳入985，但她却选择了东北师范大学这所211院校的英语专业，成为了一名公费师范生。本科毕业后，她将直接入编，成为一名老师。

这很满足卜雅诗对未来的期待：地区稳定、收入稳定、工作时间稳定。总之，“稳”字当头。

为更好适应大学生活，她早早就开始背六级单词、看ted演讲练习听力。

“对未知的东西越熟悉，心理压力会越小。好好准备，可以缓解压力，还可以更平稳地过渡到大学生活。”

按照规定，毕业任教一学期后，卜雅诗可以向本科院校提出读研申请，这也是她想走的路。